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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论就是2015-17年是处于产能上升周期，从而造成价格继续下跌，2018年会见到产能顶部，2019年价格会继续下跌，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一定会带来产能底部，所以2019年会是两个双低，一个是产能底部，一个是价格底部，产能的底部是一年不到的时间后年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供给就会大幅度收缩，价格就会向上反转。大体的周期的脉络就是今年是下跌第二年，明年是下跌的最后一年，2020年向上，周期波动大致是这样的判断。

在此前的报告中我们曾反复强调，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效应的不断发酵，是外资持续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核心驱动力，与此相关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也促进了境外央行在其外汇储备中逐步增加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便是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规模的变动与近年来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国债规模之间，存在着一定匹配关系。从绝对规模来看，事实上境外央行类机构对人民币国债的增持力度甚至高于境外机构整体，由此有一个简单的推论，如果不考虑相应的资产价格波动与汇率波动，除央行类之外的境外机构（可能主要为交易型机构）可能在最近3个季度对人民币国债进行了减持。

三季度以来，资金面持续宽松。短期资金价格下行较快，7天质押式回购市场价格已降至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利率水平，甚至一度出现倒挂。在汇率预期管理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央行要避免银行间流动性过于宽松造成中美短端利差快速收窄甚至倒挂的现象，因此短端利率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限。

“需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出如是建议。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再出发之际，外商投资法可谓生逢其时。据新华社报道，此次二审稿有关条款的变化更加突出“依法依规”、更加强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对涉及外商投资征收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等。

申万宏源认为，降准并非短期最大的利好，管理层督促银行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才是切中要害。“政策底”预期进一步夯实，继续慢慢布局春季行情。周末市场的讨论聚焦在降准，实际上短期最大的利好并非降准，而是李克强总理督促银行加强货币政策传导，强调“稳就业主要靠千千万万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发展离不开普惠金融支持”。这是因为金融数据改善被视为基本面改善的领先指标，而管理层督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可以视为金融数据改善的前置事件。2018年7月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和“稳就业”以来，迟迟未见到金融数据的有效改善，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地方政府项目储备有限，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缺乏扩张意愿。二是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所弱化。前者是周期性问题，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受伤之后，实体需求不足的问题难以在一朝一夕解决；而后者也要遵循经济规律，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事在人为。所以一直将管理层窗口指导金融机构，督促其服务实体经济，视作社融数据改善的领先指标。目前信号出现，“政策底”预期进一步夯实。短期降准落地的脉冲式影响之后，还会有震荡反复的过程。1月中旬和1月底的业绩验证期也还有待平稳度过，但“春季行情”可以慢慢布局的判断更加明确了。

据日本共同社4月10日报道，日本防卫省介绍，这是首次公布以往防卫费基础上追加防卫省以外省厅所管相关预算的“防卫相关经费”水平。岩屋表示：“在国际会议上讨论安全保障方面作出多大的贡献时，也有必要作为参考数值把握。”岩屋解释称，此次估算包含未列入防卫费的对原军人遗属等的抚恤金、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相关经费以及海上保安厅预算等。岩屋是在对日本自民党籍前防相小野寺五典的提问答辩时作出上述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