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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一共是6个人，本来定了腊月二十九的车票，但这场疫情谁都不敢回家了，最后都把票退了，留在北京过年。”余西告诉Wise财经，他们几人的老家都在浙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浙江地区的疫情并不乐观。“父母们也都理解，还是健康最重要。”余西向Wise财经透露，他在春节期间每天的发货量大约有30余台（包括iPhone、iPad、Mac），最少时仅有10余台——这个销售量级创下了历史新低。

随着此轮医疗改革政策的逐渐落地，各地陆续出台了重点药品监控名单。大理药业相关产品在这些地区的销售直接受到影响。2017年7月，大理药业生产的参麦注射液（50ml及100ml）进入了安徽省重点监控药品目录。要求一个月内对重点监控药品开展第三方处方点评，各级公立医院卫生机构将重点监控药品预警管理及处方点评情况纳入对临床科室及医师的绩效考核，并与专项绩效奖励挂钩。

业务视角理解不了的，资本运作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富春股份展示了一套精妙的“闭环式”资本运作——通过不停切换主业以追逐市场热点，通过烂尾式并购以迎合资本炒作，通过花式财技与会计处理以保壳续命。如若类似案例在A股市场被广泛复制，而动机不良的上市公司不为烂尾式并购付出任何代价，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后，投资者或将不得不面对一个谎言横行的市场生态。

该位财务专家直言，从动机上看，公司的确有在财报上动手脚的强烈意愿，“只要2018年扛过去，把业绩做上去，哪怕2019年再度亏损，至少公司不会面临退市风险，到时公司会想尽各种手段保证2020年业绩不亏，连续两年亏损的硬指标等于清零。”结合监管对公司的关注，不难判定，当初高溢价的并购终于对公司形成了反噬。但因业务衰败，就将希望寄托于财技操作与资本运作，相比起盲目并购，富春股份或埋下一枚更大的地雷。

与此同时，开放也意味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易纲认为，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

2013年5月余额宝的“横空出世”，给长期陷于经营困境的天弘基金“逆袭”的曙光。余额宝推出后天弘基金管理规模持续扩大，让2012年底公募管理规模还不足100亿元的天弘基金，在2013年底规模接近2000亿元，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举跻身公募管理规模的第一梯队，与时任公募规模首位的华夏基金仅差300亿元，天弘基金的业绩也大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