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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公司全球主席柯睿尚表示，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将扩大对外资开放，增强了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高水平开放改善了市场准入条件，明确的负面清单管理将提高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市场的效率。高水平开放还意味着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也会增强外资企业的安全感。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对于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不断扩大，这也为我们在金融、医疗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客户带来新的机会。”

国企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薪酬制度和用人机制，打造公众公司，加强国资监管方面，已有所推进。现在，需要加快推进步伐。同时，对退出竞争性领域、金融扶持、税收、公共义务、利润回报、债务、补贴等也应该尽量采取市场化标准，而非例外标准。从国有企业的构成和布局来看，这些改革目标实际上涉及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央地关系、金融改革、社会保障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国企改革作为支点，加快改革就是加快全面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于民营经济也具有激励作用。退出该退出的市场，民营经济头上的“天花板”自然可以消除，减少不必要给的补贴，民营经济自可获得更多的资本关注。

“服务业开放是对外开放的最关键领域。总理对以金融为重点的服务业开放做了具体务实的阐述，涵盖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等领域，规划细致，表明了政府扩大开放的决心。”迟福林表示，一年来，我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范围方面提出了一揽子实实在在的举措。只要有序开放，将会提高我国金融服务的水平。此外，在医疗、教育等领域进一步对外资开放，也将进一步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口径明显收紧，我们应该会看到银行间超额流动性的明显回落或转负，从有数据以来，央行在政策口径调整后，确实出现了银行间超额流动性的明显回落或转负的情况，如果再叠加新增社融增速明显回落，则几乎可以认定已经转为紧缩的金融环境。那么我们判定减仓的证据链已经很清晰：首先，我们看到利率快速上行，在3.5%以上（这个水平还可以再讨论）；然后，我们看到新增社融增速回落，我们通过数据附近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或者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的报告，如果发现了明显紧缩的语调，而超额流动性已经在前期回落，并在报告前后超额流动性继续回落甚至转负，确认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这种组合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率需要降低仓位了。3、值得减仓的大跌估值信号可以通过估值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在顶部吗？答案是否定的。2002年之后的八个高点对应的估值均不相同，最低的是2013年5月30日A股估值中位数是33倍，最高的是2015年6月12日A股估值中位数是94.7倍，在这里用A股中位数而不是沪深300指数或者上证指数，也不用创业板指，因为这些指数都是有偏的。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只能得出两点：第一， A股中位数在30倍以下，未出现过重要顶部；但是反过来，30倍并不是安全的，一个下跌趋势中，估值低到30倍并不是安全的。第二， A股所有的顶部出现时，风险补偿都是负的，这里风险补偿的公式是1/PE-十年期国债利率。在风险补偿为正时，未出现过重要顶部。同样，市场在下跌趋势中，风险补偿可以负值很大。也不能以风险补偿作为抄底的标准。也就是说，估值只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参考，比如上面描述的顶部出现的时候正好估值已经在30倍以上，风险补偿为负，那么可以进一步确定这个顶部的可靠性。

Cuban同时也是NBA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说道：“我们向未来借债，某种程度上提振了当前的股市。”他认为，增加国债，与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的期限过长一样糟糕。Cuban表示：“如果我感觉到[经济]增长将继续以4%以上的速度增长，然后债务就会减少，那么我就会重返市场。”

陆奇还在招人，但他希望YC中国保持创业公司的规模，快速迭代，并不希望在公司规模上获得迅速增长。YC中国团队除了团队以外，陆奇还提到了YC中国“不谈估值”的原则。尽管与YC总部的投资条款相比，YC中国的投资条款能够给创业团队400万美元的估值，但这个数目与如今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常规首轮估值相比仍旧较低。陆奇表示，YC中国的原则就是不谈估值，对每个创业团队都用同样的方法（20万美元换5%股权），这样一来，才能“保持跟创业团队利益永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