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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整体进口手机价值30亿美元，其中27亿美元主要来自保税区的进口。从美国进口的手机价值只有100万美元左右，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也只有2亿多美元。由此可见，在中国销售的苹果手机绝大部分没有被计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但是从经济和财务的角度来看，苹果手机是美国的产品，美国从中获益最大。几年前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卖掉一台549美元的苹果手机，美国可以从中获得334美元，剩余的部分属于各个零部件供应商；只有10美元作为组装的劳动力成本留在了中国。

2015年，一张烤地瓜支持微信、支付宝付款的图片在日本传播很广。同一时间，日本的百货公司巨头松坂屋才刚刚决定引入中国的微信支付：2015年，由于汇率波动，正是中国游客开始争相前往日本“爆买”的一年，因此两国支付方式的碰撞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被激化。

2010年10月21日，谢清海因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取得的杰出投资业绩，受邀出席在纽约举办的第二十届Graham & Dodd 早餐年会，并在会上发表题为《如何在中国及亚洲地区运用价值投资进行投资》的演讲。谢清海在上述演讲中说：“也许是因为市场人士或媒体总是讲战胜市场必须得找个天才或者得有明星基金经理，或者是暗箱操作，我甚至开始猜测是否存在某种阴谋。我对自己说，这可不是做投资的长久之策。所以，我开始问自己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方法，即使是普通人或从大学直接招聘来的新手，经过锻炼也可以成长为优秀的价值投资者，至少在中国市场得到认可？”

总而言之，疫情防控不能简单停留在完成一次应急性任务上，由社区工作人员包办所有工作，而放弃对群众的动员。这样的话，将来疫情结束，一场运动过去，社区工作人员精疲力竭，社区治理还是老样子，学费就白交了。要珍惜非常时期群众对社区有强烈需要的机会，把疫情防控变为一场对群众的深度动员，变为一次社区治理的转型之战。笔者希望，当疫情过去后，很多都可以变得更好。

直到去年美国一个空军基地的工作人员无意发现Aventura生产的随身摄像头的屏幕上有中文。疑惑不解的工作人员报告了上级，对此进行了调查，才揭开了这个惊天大骗局：Aventura的监控设备居然是从中国进口的！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在欺骗美国政府和军队！

社区工作中，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由来已久。但在特殊时期，这种反差就更加刺痛人心。很多社区工作人员想不通，精神苦闷。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笔者以为，问题就出在社区防控思路上。现在的社区防控，高度依赖社区基层组织的自我动员，既要当疫情防控的战斗员，还要给一些居民当“保姆”，买菜买药倒垃圾。对绝大多数普通居民来说，他们除了被摸排信息时，跟社区打交道，基本跟社区没有关系了。这本是常态时期的“常态”，但在非常时期却不正常。常态时期，居民不需要通过社区满足很多生活需求，靠自己，靠物业。非常时期，居民仅靠自己或者物业，有些事情就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方便。换句话说，非常时期，正是居民最需要社区的时候，也是社区接触居民的契机。然而，在目前的社区防控思路下，社区却仍然只是跟绝大多数居民发生极其有限的关系，根本没有进行超出常态时期广度和深度的群众动员，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吊诡现象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