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玥

胡凤浩还特意强调了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称由于2016年辉山乳业、东北特钢的债务危机引发了东北地区企业融资渠道关闭，这导致已经由证监会批准的丹东港发债计划停摆，资金链断裂。对于丹东港集团提出的债务重组方案，多数债权人显然并不买账，怀疑接近900亿的总资产有“注水”之嫌。因为自2017年债务违约至今，丹东港的资产凭空增加了近300亿。上海一家投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一边出现了兑付危机，另一边资产还在增加，显然有注水的嫌疑。”

能从“一带一路”中实现多赢在2017年底担任汉堡商会总干事长前，德根也曾在科隆、上弗兰肯拜罗伊特（Upper Franconia）地区担任过商会主席。这也给了德根观察中国资本在德国多地的不同视角。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与这些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汉堡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港口。“汉堡港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同时也是欧洲第三大港口。目前，中德贸易一半的体量途径汉堡港，而绝大多数中国与欧盟的商贸往来也要通过汉堡港。”德根说道，“汉堡港，其实已成为中德贸易第一大港，也在中欧贸易交往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2004年1月1日，《港口法》正式施行，不仅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港口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并实行政企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建设、经营港口，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条文也成为日后丹东港“私有化”的法律依据。

在上述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危机”的深化：今年10月，40~60岁年龄段的市场雇用率仅为66.8%，首次跌破67%大关，为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而选择“放弃求职活动”的青年人口，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4.7万人。就业寒潮的席卷也直接影响了韩国消费者对于经济的信心。根据韩国银行的统计，2018年10月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9，同比下降一个点，继续呈现自2017年12月以来连续下降的趋势；受此影响，韩国各大券商对于2019年度三大流通巨头（新世界、乐天、现代百货）的平均销售额增长幅度给出大幅度下降、展望负面的估值；而三大流通巨头的股价，也相较于今年年初，均下降了5~8%。

从各类媒体广告分配变化趋势来看，互联网的移动端、OTT持续增长、PC端持续下降；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和纸媒持续下降，广播基本持平；传统户外基本持平，数字户外持续增长。“广告主的营销预算其实在经历一个不断优化、不断重新分配的过程。”虞坚告诉界面新闻，“所谓的优化重新分配，可能是从传统媒体转移到数字媒体，比如增加直播、社交平台，以及电商网站上的广告投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品牌回归大屏、回归电视。”

如同平日一般，偌大的丹东港显得平静而有序，这里几乎看不到货轮装卸的繁忙场面，甚至很难发现穿行其中的运输车辆。偶尔停靠的货运机车鸣响汽笛，似乎在特意提醒人们，这座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最北端的贸易港口依然在运转。丹东港现有3个港区，其中核心港区和围海造地的区域均位于鸭绿江入海口处的大东港区，这里的最大泊位可供30万吨级矿石运输船停靠，此外还有18个5万吨级以上泊位，标志性的帕斯特谷仓也位于这里。自1897年设立口岸至今，这座原本属于鸭绿江的内河港口如今已成为我国沿海重要的大型深水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