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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谢谢你的提问。刚才你提到了科研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以及预算要求的具体化，这个矛盾确实是存在。主要是出发点不同，科技人员按照科研规律，特别是基础研究、前沿探索，路线的不确定性，方法也是多路径性等。但是作为管理者，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的管理方法。这两个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也不光中国存在，其他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在科研管理方面，特别是经费管理方面，怎么改进工作。

他批评此举毫无意义且花费不菲，更对环境与健康造成损害，强调英国脱欧后便可结束这种“破坏性的过度监管”，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BBC的一番查证，约翰逊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因为欧盟关于食品温度的监管仅涵盖生鱼，并不包括熏鱼等烟熏食品。后者的监管标准由各国自己制定。

客观的来看，特朗普的政策对于美国的经济无疑将会产生良性的作用，不过这种良性的作用是受限的。受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的国内市场相对饱和，即使挤出国外商品，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也相对有限。中国的内需市场空间较大，并且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中国对贸易战的承受能力更强。

你刚才提到青年科学家压力大，的确也还存在这些现象，年轻人刚进入社会，确实压力很大，包括生活的压力，科技资源申请的压力，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个事情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从国家层面上，政府、社会怎么样能够为青年科学家、科技人员潜心做科研、早出成果提供一些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从人的成长磨炼来讲，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坎，今天我们的很多大科学家当年也经过这些坎，年轻人从自身来讲要从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主动作为、谦虚向学。

尽管中融信托的历次公告从未对这一名不见经传的第四大股东做出过详细说明，但该公司的历史沿革刚好解释了中植集团作为中融信托第二大股东，却在管理层方面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的真实原因。二是上述交易完成后，如若算上安泰达所持中融信托股份，中植系间接持有的中融信托股权比例最高可达29.15%，为后者的第二大股东。这从某一层面再度印证了中植集团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永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承诺的真实性。不过，中融信托管理层是否最终更换或许才是决定其能否摘掉“中植系”标签的关键。

我们认为，“更大规模”意味着今年减税降费规模比2018年有明显的增长。2018年年初，国家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目标为1.1万亿元。目前评估，实际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根据今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和国际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是上选，也是优选，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可以按照2万亿元来考虑。从目标引领来看，可以确定2.2万亿元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