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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依靠强社交属性获得胜利后，支付宝对于社交的渴望更强了些。只是相对于微信社交做支付是呼之欲出、顺其自然而言，支付宝作为支付工具的本来属性使其处于闭环的终点。向上做社交，则是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此外，如果说，之前的社交尝试只是让支付宝在社交方面没取得理想成就外，无伤大雅的话，那么，2016年11月26日，支付宝圈子功能突击上线，开放“校园日记、白领日记”，对支付宝而言，则是一种莫大的伤害，甚至是个污点。“校园日记”、“白领日记”只允许受到邀请的女性发布状态，面对大量刺激荷尔蒙的照片，凭借颜值的确在刹那间为支付宝赚足了眼球、关注度，然而，里面大尺度、低俗的内容让大众对支付宝充满非议，这一非议远高于支付圈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甚至被网友戏称其为“支付鸨”。并且，评论和打赏仅限芝麻信用750分以上用户，普通大众只能围观，这一点又与社交的本质相悖。校园日记、白领日记的开放不过开放了几天时间，支付宝便关闭了校园日记、白领日记。毕竟一个严肃的金融属性的支付工具，无论怎样，与大尺度的低俗内容都很难扯上关系。

“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这句创投圈的经典名言，如今在A股市场上照进现实。以正邦科技等为代表的一批“猪概念股”不仅飞起来了，而且飞得很高。这仅仅是因为估值修复，还是有别的推手？有业界人士认为，始于2015年的这一轮“猪周期”已提前结束，“猪概念股”躁动或是因为“闻”到了新一轮“猪周期”的味道。

但是，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下形成的理论体现了工业化时代理论研究的以下局限：（1）不具有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科技水平和手段；（2）各种数据指标所显现的信息只是部分信息，并且经常包含着信息扭曲，而信息扭曲会误导理论判断；（3）信息不完全将不可避免使研究者在理论分析中出现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观判断；（4）研究者受信息约束难以获得正确认知。事实上，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已洞察到了这些局限性，并努力降低因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而产生的主观判断失误。例如，奈特（Knight，199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1972）、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等在构建包含产业组织问题在内的新制度分析理论时，就曾运用不确定性、逆向选择、机会主义、道德风险等范畴来弥补因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所导致的在交易费用、产权、契约等理论研究中的一些主观判断失误。但是，认识到理论研究受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是一回事，解决这种双重约束是另一回事，它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持。

从理论上考量，交易场景简单的互联网企业较之于交易场景复杂的互联网企业，只是表明两者基因存在差异，或者说，只是表明两者网络协同效应程度的差异，并不说明交易场景简单的互联网企业不存在网络协同架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应用扩张导致未来的“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网络协同架构将成为产业组织的主要运行结构。对此，微观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分析应该在哪些方面关注网络经济运行的基础呢？ 换言之，我们创新互联网扩张背景下的产业组织理论需要在哪些方面深入创新呢？ 这些问题需要研究。

2014年1月26日，财付通在微信公众账号推出了公众账号“新年红包”，模仿了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的传统馈赠方式。用户只要关注账号就可以向好友发送或领取红包。有普通等额红包、拼手气红包两种，一经推出就以病毒传播式的方式活跃在各大微信群中，一跃而起。春节期间，除夕到初一有超过500万用户参与，收发红包数量达1600万个。这一数据验证了微信红包的用户基础。2014年春节小试牛刀后，2015年微信支付又与央视春晚合作，将微信红包这一产品打造成了爆款。与此同时，微信联合外部企业推出“摇一摇”抢红包的形式。据统计，在除夕当晚，微信共2，000万用户参与，红包收发总量超过10亿个，是2014年的62倍。于是，在红包的催化下，微信绑卡量呈指数级增长。因为收到红包的用户，很多会选择提现，自然就会触发银行卡绑定行为。因此，2015年春节后，依托微信社交关系链让客户自发学习、传播的方式，以及微信红包这种创新支付形式的普及，微信支付顺利完成了冷启动，微信绑卡账户成功破亿，远小于支付宝累计同样规模用户的时间，积累了初始支付用户以及账户资金。

双寡头支付是现状，但并不一定是未来，银联与Apple Pay虽然失去先发优势，但在政策与NFC技术加持下，或许尚可一战，移动支付战争，仍在继续。或许再过十年，今天的主角都会成为历史，那些早早站上了风口是新的势力。[参考资料][1]廉薇，边慧，苏向辉，曹鹏程。《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