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叶研究所入口nc1000部

目前温州银行业的当地分支负责人多被免职或调离，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部门经理也陆续出现离职潮。一线审贷人员的专业性、独立性、责任心如何在危机期间发挥有效作用，对银行业运行机制和监管形成新的挑战。中国银行业世纪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业改革，在温州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彻底性，政企分开后银行业重要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检视现行政策的独立意识不强，基层支行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审视过于粗放，基层信贷人员过度放松审贷标准，都不是原有自上而下能够完成的改革任务。引导所谓正规金融系统自下而上变革，形成去行政化、灵活创新、有效风控的运营机制和新型审慎信贷文化，应成为银行业深化改革的新课题。总结温州银行业巨额损失的教训，增强一线机构的预警灵敏度和危机处置能力，更是温州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

1985年，邓稼先被发现已患癌症。1986年3月，他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议》和20多万字的《群论》，这部为新进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的讲义整理而成的专著，他本打算写40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

民间金融的真实规模高峰时有多少，不同组织给出的数字大相径庭，企业协会认为有8000亿，人民银行[微博]测算4700亿，当地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认可1200亿，按照司法系统的测算，则在7000亿规模上下。数据混乱折射的是民间金融监管的空白，有业界人士指出，民间金融的规模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和个人愿意加入炒钱游戏，高息回报的星星之火瞬间可成燎原之势，就像原本半杯水量的杯子，一旦快速旋转，漩涡边缘飞溅的水花总会让外界误以为水量充沛，取之不尽，政府之手确定的存款基准利率越低，房地产或股市的预期回报越高，漩涡的推动力就越大。温州的民间利率始终是市场化定价，2011年月息高至九分，恰恰是温州区域风险的历史峰值纪录。

温州危机的各项数据表明实体经济即便经受了银行抽贷的短期折磨、政府救助不力，其强劲的活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十分强大，反而是吸收了实体排泄的全部毒素的银行业，极易重演技术破产的悲剧。上世纪和本世纪初期是全体国民将银行信用等同国家信用的高额储蓄年代，大量的银行坏账始终没有引致国有银行的大规模挤提，但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的今天，商业银行有限偿付存款将推动风险意识、逐利意识快速强化，坏账激增的银行业如果经不起大额存户和投资者的严苛审视，它的衰落可能是缓慢的过程，更大可能是瞬间的倒塌和挤兑风险传染爆发。

许多在义乌经商的外国客商都有一张小小的“外籍商友卡”，签证延期换发、网上住宿申报等信息都会实时更新。这张卡让外商在医疗、交通、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与义乌市民同等待遇，目前办理数超过1.2万张次，基本覆盖常驻外商人群。这些外商被称为“新义乌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但相同的是，义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在感叹中国大地发生巨变的同时，他们更庆幸自己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

温州危机期间法院借贷纠纷起诉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个人与个人，银行与企业，银行与个人多方激烈对质博弈的结果，是四万多失信人的黑名单在今年初进入最高法院和央行征信系统，有偿还力而拒不履约的典型老赖被媒体曝光、限制出行高消费。温州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只有0.68%，被甄别出的失信人总数超过全中国的5.59%。后者的数量级是前者的8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