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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杰称，他在柬埔寨的博彩公司做了半年，从国内拉了30多人。平时主要通过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应聘者的机票、住宿费用均由柬埔寨的博彩公司出钱，到柬埔寨后还有专人去接机。但新来的应聘者一到柬埔寨，就会被收走护照。“因为公司怕你干不了多久不干了，前期代付的机票、住宿费打了水漂。”

长子李家杰现年56岁，曾在英国接受教育，1985年加入恒基兆业，并任职执行董事，1993年，出任副主席。李家杰与其他富二代截然不同，从来与夜生活绝缘，至今未婚。他醉心茶道，喜好中国文化。2010年，他曾花费几百万元代孕生子，为李兆基添了3个孙子。

“我们创投干的不是中小个体户的生意，是真正直接扶持国家的创新企业，尤其是我们这些投核心高端装备制造、生物科技、芯片技术的机构，应该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才能帮助这些科创公司发展壮大，从而真正提升中国的科技硬实力。” 深圳一家大型民营创投机构董事长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政策落地之前，我们公司采取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个人合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按照地方政府为鼓励创业投资行业给予的20%的优惠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落地后公司仍采取第一种计税方式，虽然也是20%的税率，但不同的是重要支出不能抵扣、亏损不能跨年结转、项目投资损失难以确认，这样一来还是多交了。”

第二，亏损不能跨年结转。北京某头部人民币基金财务负责人则表示，创投行业的项目退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创投行业目前仍以IPO退出为主要退出方式的情况下，A股IPO的发行节奏及2017年5月出台的减持新规都给创投企业的退出带来很大影响。创投企业在整个存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年份有较多项目IPO解禁后退出，也可能有些年份没有项目退出，却有项目失败产生亏损，如果选择了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方式，也意味着不同年度的盈利和亏损不能互相抵减，但对于投资人来说他投资的是同一基金的不同项目，盈利的项目要缴税，亏损的项目却有可能无法与盈利项目相抵减，从而多缴纳了税金。

其次，从创投这个行业来说，目的是为了支持中小企业，促使伟大企业的诞生，所以对于投资特定行业，可以给予更优惠的个人所得税率，比如所投资的半导体、生物医药类公司，该类行业属于国家鼓励，支持，但同时又特别需要资金支持的行业，在实现退出时是否能按10%、15%的税率来执行。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今天（14日）调研本市外贸工作并主持召开外贸企业座谈会，听取对做好外贸工作、优化企业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应勇指出，外贸企业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的发展也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外贸企业全面把握新形势，积极开拓市场，抢抓发展机遇，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应变能力。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优化政务服务，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外贸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