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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社融增速可能逐渐成为投资预测的一个抓手。2018年以前，新增人民币存款长期大于新增人民币贷款，而2018年后，存贷款差异减少，近两年甚至出现了新增人民币贷款大于新增人民币存款的现象。融资“双支柱”转化为“单支柱”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2017年后金融严监管开始进入高峰期，银行与非银机构合作的货币派生路径被金融监管所压制（这一点我们在前期专题《债市启明系列20191128—存款去哪儿了》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已经成为大趋势（从2016年末到2019年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8.1%下降至5.2%），社会融资规模中表外部分的下降预计也不会转变（同期估计的“类信贷”额增速下降也从28%下降至-6%），而同期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也相对没有下滑这么多。推测中国的投资需求开始触碰到融资约束，政策层各项信贷促进政策并非没有效果，但表内信贷终究存在一些投向约束，投资的下滑可能主要来自于银行合意的信贷需求的下降。因此，在看待未来“投资-融资”时，社融规模可能是先于投资要考虑的因素。

招股书披露，发行后上述四人合计可支配股份表决权比例为43.45%，仍为公司共同实控人。若公司完成上市，四位共同实控人的股权将会被稀释。由于近半股东身份为私募基金，考虑到私募基金的行业特色——有上市后获利了结并退出的可能，因此，市场普遍猜测，上市后不久的未来，不排除部分私募基金会将手中筹码售予相关机构或关联方。

社融规模存量/GDP名义增长这一比例的增速在2019年内较为稳定，可以通过满足“匹配”的要求对社融加以预测。进入2019年后，这一比率稳定在2.7左右，若2019年年末名义GDP累计增长7.5%，那么根据这一比率可推算2019年年末社融同比增速录得10.5-10.6%左右，社融增量需38000-39000亿元左右即可满足“匹配”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投资率以及社融的投资引致系数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假如依旧利用2017-2018年中国资产形成贡献率（对名义GDP增速的贡献）稳定在35%-40%的观察，由社融对投资的“引致系数”假定与针对名义GDP增速的假定对社融进行预测，预测的结果往往在14%-15%以上，而2019年10月社融增速已下滑至10.7%，上述预测显然是与现实不符的。这主要源于投资相关系数的变动，比如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累积同比的拉动在2018年一季度为2.7%，而后逐渐下跌，而2019年三季度则降为1.23%，下降了54.4%，贡献率也由40.1%降为19.8%，下降了50.6%，与之前35%-40%的假设相差甚远。

在政策方面，国泰君安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认为，在货币政策上2019年央行无需降息，降准次数预判从3-4次下调为1-2次，二季度信贷政策将更多以结构性政策为主；财政政策方面，二季度将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主。要点三：“六要求”圈定重点政策领域，首次提及科创板

以下为使馆消息全文：2019年4月14日，智利主流媒体《三点钟报》纸版和网络版同时刊登对徐步大使专访，标题为《蓬佩奥已经失去理智且走得太远》。4月13日，《三点钟报》记者弗朗西斯卡·格蕾罗在使馆采访徐大使。针对美国务卿蓬佩奥4月12日访问智利期间对中国进行大肆恶毒攻击，徐大使在专访中予以有理、有据、有力的驳斥。专访全文翻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