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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恒大在公告中强硬回应已履行相关协议项下的责任，并将聘请国际律师团队，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捍卫恒大在相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此前，另一位地产巨头孙宏斌，也曾在贾跃亭处于危机的时刻驰援其150亿元，但最终的结局却是让孙宏斌“有苦说不出”。

对此，接近恒大的人士称，“恒大曾把贾跃亭从破产边缘救了回来，他却对恒大忘恩负义，不排除是贾跃亭在难以如期兑现量产承诺、可能失去控制权的背景下走的一步险棋。”据悉，持有SmartKing45%股份的时颖公司，每股股份配有1票投票权；在正常经营情况下，贾跃亭持有的33%股份，每股股份则配有10票投票权。但若贾跃亭等人无法在2019年第一季度兑现首批电动车量产交付的承诺，即视为对恒大健康的违约。届时，上述投票权将出现逆转，时颖公司将全面控制Smart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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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主动权益类产品最能体现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管理水平，但该公司在这一领域显然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数据显示，中信保诚旗下37只有可比数据的主动权益类产品，有21只最近一年收益率为负值，占比56.8%。即便业绩表现最好的信诚至诚A，收益率也仅有4.84%。

在多重不利因素交织下，资本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更加谨慎。作为典型案例，今年6月初长安汽车终止了混改计划。原因是，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退坡及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趋缓，长安新能源的意向投资者在兜底承诺、资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更加趋于保守，在涉及改革的一些核心条款上主要投资者与长安汽车产生了分歧。“资本投资新能源汽车愈加谨慎。”一位分析人士指出。

公司根据自身深度营销的特点，主要选择两类促销方式，一是对经销商销售过程的事中行为提出要求，如果经考核达标则给予其奖励，奖励具体形式通常为奖励商业折扣额度、外购物品等；二是公司直接通过提供搭赠品、外购促销品或报销费用的方式支持经销商执行市场政策等。在公司上述两类促销方式中，最主流的方式是奖励商业折扣额度。商业折扣一般是不需要作会计处理的，在销售实现时直接从收入中扣除，不用体现到销售费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