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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几乎没有任何轻工业、重工业，边贸和旅游又是受到政策影响最大的，所以丹东的经济一直没什么起色。”陈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丹东市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丹东2017年全年全口径财政收入120.6亿元，全年财政支出208.9亿元。丹东市的财政状况早已严重入不敷出。而根据辽宁省2017年统计年鉴，在全省14个城市中，丹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6111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2876元，位列全省倒数第四。

接下来，我们讨论关于周期的最后一个问题，此次共振的强度。在此之前，请把我们上述的周期叠加示意图想象成同比序列，比如，CRB指数的同比，以及中国的PPI。从以上两幅图中，均可以看出，2019年的低点区域，低于2005年的低点区域。我们整理了两者的对比，如下表：

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

（四）关于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讨论的副标题是——论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副标题？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先要明白什么是供给侧。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如果我们推导总供给模型，自然要从生产函数出发，这就进入了供给侧——生产函数决定了生产方式和产出总量。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进一步往前推导——决定供给的因素是什么？显然，是要素，也是要素的组织形式，因为有要素才能形成供给。过去，我们往往把要素作为既定的东西，即比较优势。比如，这个国家有便宜的劳动力，那个国家有便宜的土地，产油国有地下蕴藏丰富的原油，这些都是要素供给，是给定的外生变量。但是，要素禀赋是可以变化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40年间，人力资源普遍从廉价劳动力逐步演变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从过去短缺逐渐走向丰裕，土地要素也从廉价趋向昂贵。要素的变化必然导致产出结构变化，这就推动我们从供给侧结构性层面上思考经济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资源配置对总产出和产出结构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二是管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是道德风险的根源。金融机构系统的重要性是安全，一旦出事会使得整个体系崩溃。研究同样发现，“大而不倒”是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大了不怕倒，倒了有众人扶，因此，这就把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且机构就天然存在做大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