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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本监管改革。在分子部分：严格资本合格标准。提高资本实际吸收损失的能力。次级债和三级资本工具在危机中并未体现出预期的损失吸收能力。在分母部分：完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限制内部模型的使用，进一步完善标准法，平简计量方法的风险敏感性、简单性和可比性。最后，力图修正违约的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的亲周期性。

加拿大和美国一些城市的警察局在“推特”上说，威胁包括要求用比特币支付一定数量的款项，一些警察警告公众不要支付这些钱。报道称，在多伦多，警方报告称国王地铁站接到威胁，同时紧急疏散了车站人群。卡尔加里警方说，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确定该城市居民受到的威胁是骗局。

为了解释中国的储蓄之谜，魏尚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以前的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个理论考虑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传宗接代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地位高的男人找到配偶的概率要大于地位低的男人，所以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财富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男孩的家庭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增加他在婚恋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这样就导致全社会的竞争性储蓄，推高储蓄率。魏尚进用中国家庭层面的证据验证了上述理论，他发现竞争性储蓄动机可解释1990年至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增长的一半。

利息净收入占营收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8.28%提升至13.3%。今年来，随着资本市场回暖，包括两融业务和股票质押在内的信用业务风险有所缓解，监管对两融业务还释放了一揽子利好政策，均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另外，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249.69亿元，占营收比例9.56%，较去年同期微增。与此同时，全行业共实现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含租赁席位）625.33亿元，占营收比例23.94%，占比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米思伟：当我们看今天的美中共同框架的时候，您认为是否也存在某个国家具有当年中国所具有的那种“战略对手”的特质呢？基辛格：当年美中之间的谈判是从对手的角色开始的，一步一步两国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当年是完全相反的。如今，我们两国仍然处于与当年同样的世界秩序之中，不过今天世界秩序的演化速度是当年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正如你刚才提到的，1971年的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是个很小的角色，可几十年来这个国家所积累的发展动力和国家实力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商业平衡。

比如互联网，其实1960年代末我就在美国用过。当时有个机构叫做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但这个项目的应用普遍化就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所以基础研究是很长期的。那些想投入ARPANET赚钱的人，会统统都亏掉了，因为几十年都没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