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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教授 佟家栋：这种行为在谈判进行当中，这是非常少见的。第一个是对过去上一轮谈判的一个否定。同时，对下一轮谈判是一个霸凌式的施压，（是）非常罕见的霸凌主义的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余淼杰：第一个是（美国）言而无信的国际形象又再次暴露无遗。第二点，使得中美的经贸谈判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上讲，（是）破坏中美在过去十二轮谈判所达成的成果。那么中方应该通过有利有理有节的反制，并让美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至今，IDG资本在中国耕耘已经27年，投资的公司数量超过750家。关于未来，熊晓鸽的关注点又是什么？未来：投资大脑从北京到波士顿，一万公里。在波士顿这座古老的城市，曾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最终引发了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这里还有美国第一座教堂、第一家餐馆；更有查尔斯河两畔散落的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顿等五大世界名校。这些底蕴造就了科研、金融与技术为体的高科技产业。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蔡昉建议，第一，改善劳动力的供给和配置。“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城市化率只有42%。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第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要在要加强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第三，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创业的成本。“我们习惯于对大企业，对国有企业比较放心地去支持，但是对新型的企业，容易不信任它，担心风险等等，因此使它们的创业成本非常之高”，他建议，“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要得到提高，归根结底是优胜劣汰，是创造性的破坏。如果不肯冒风险，该进来的不能全部进来，该退出的不能全部退出，不能达到破坏性创新的效果”。

其中，在特别监管要求方面，主要体现在附加监管要求、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四方面。尤其是根据《指导意见》要求，附加监管要求主要表现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之外，还会有额外的附加资本要求和杠杆率要求。必要时，也会按照差异化监管的思路，对高得分组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等其他附加监管要求。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要早于1947—1948年设立的关税总协定的会议，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们看来，货币问题应该先于贸易问题得到解决。如果贸易的竞争环境因为不可预见的汇率波动而完全改变，那么各国就不会愿意承诺削减关税。虽然今天的情形和战后全球经济重建的情况相比差别很大，但仍需要世界主要大国担负起大国重任，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战胜“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

“员工持股计划是从国外引进的，在有些方面可能不完全适应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尤其是仍处于改革的国有企业。”王博认为，可以考虑通过试点实验方式对现有计划进行改良，得到更适合我国上市公司、能更好地服务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员工持股计划。企业要明确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是激励员工，促进其长远发展，而不是公司企业募集资金的工具，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避免出现计划被错误使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