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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旭认为，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规避法院从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康恒公司账户上扣划走这笔钱，另一个是，以贷收贷，掩盖商水农商行此前发放给康恒公司的那笔2000万的不良贷款属性，“这完全是银行和王小康两家合伙诈骗我们。我们用几千万的资产抵押，贷了2500万，我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一分钱。骗我们的房产作抵押，受益的是银行。”

“我们是体育运动员，因此就这么简单。这就是高尔夫，”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以一种方式打高尔夫，接着你换了另外一种。你面对坚硬比赛条件，然后要面对柔软的比赛条件。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快速转变。”能在加拿大打好肯定是值得开心的，特别是他觉得自己是半个加拿大人，他的妻子安吉（Angie）来自安大略省马卡姆（距离阿比幽谷大约50英里）。“我们本周又回来打美国高尔夫了。不过我知道我们在加拿大，自从我娶了一个加拿大人之后，我成为了半个加拿大人，”他开心地说。

“刚开始，刘立荣确实还想要公司的控制权，因此跟一些资本方有利益冲突。”傅磐霞说，如果失去控制权，他可能无法调用公司资源，也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之后，刘立荣在今年初的采访中又表态：“自己不会逃跑，会留下来解决债务问题，必要的时候，自己会让出公司控制权。”可见，公司控制权是其深思之后的妥协。

从博弈到妥协“滴滴现在的态度是可以的。”2018年12月中旬，苏奎对《财经》记者称。他表示，网约车在中国是先有行业后有监管，从无序到有序会经历一个过程，而过去的滴滴确实“不太配合”。“不太配合”的表现有很多，包括过去没有按照规定将运营数据传输至监管平台、没有主动清理不合规的车辆与司机、冒着“非法”风险大推顺风车业务等等。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成立到今年9月底最后两只保本基金转型，公募基金市场上先后成立的169只保本基金，在到期后处置的选择上还是以转型为主：有21只保本基金选择了到期后直接清盘，另外148只则选择了转型（包括转型为避险策略者和转型为非避险策略者）。

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改革首席专家徐康明对《财经》记者直言，滴滴过去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政府监管的无视，“它初期直接冲击监管体制，后期不执行监管规定，利用资本的力量疯狂扩张”。但现在形势变了。2018年连续两起顺风车恶性事件、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的联合进驻式检查、社会舆论的抨击，让过去狂飙突进的滴滴被迫踩下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