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饥对饥饥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上榜慈善家，都将教育作为最主要的捐赠方向，其中上榜中国慈善家中44%选择捐赠教育；其次是社会公益，21%。上榜美国慈善家中60%选择捐赠教育；其次是医疗，21%。整体来看，教育是58%上榜慈善家的首选捐赠方向，其次是医疗，18%。胡润表示：“美国慈善家更热衷捐赠教育和医疗，而中国慈善家更热衷做社会公益。”

它先后宣布下线顺风车这个日单量约200万单、去年贡献净利润8亿元人民币的业务（该数据由《财经》记者采方获得，非官方数据），免去两名高管职务，CEO程维和总裁柳青联名道歉，启动全公司的安全大整治，为了博取公众理解，甚至以内部信的方式告诉大家——滴滴成立六年从未盈利，2018年上半年整体净亏损超过40亿元人民币。所有人都以为这已是滴滴自我处罚的最高点，没想到在9月4日，滴滴宣布开启一项为期42小时的停运。

需求侧也需要不少普惠金融，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有些国家“信用卡危机”里所出现的过度消费信贷问题，当然要具体区分进行判别。过去在中国的金融里，基层金融机构改革和实体经济是共生，这不太被接受，因为那时候多数人都有一些零和概念的想法，比如在农村的一个村里，看着有几个人是搞信用社的，其他人是种地的，如果搞信用社的人可能就收入比较高一点，如果他们让出点利益，农民就富了，这就是一种所谓零和的思想。

一边是增长需求的迫切，一边是平台治理的高压线；前者来自于股东压力，后者是政府监管机构和公众的忍耐底线。手握5.5亿用户的滴滴出行正处在两者的交汇点，也处在自己命运的转折点。舆论博弈这起事件或许会成为一个分水岭，迫使政府用更强力度管控网约车，而这对滴滴的规模和垄断性都会造成影响

如果要想减低风险，除了自身的风控建设和监管建设以外，还应该提供更多的保障，特别是在财务制度上，在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准则执行上，在风险评估上应该做得更多更好，而不是忽略。因为有的人觉得那是大金融机构干的事儿，小金融机构可能就不一定行。第三，还有一点，和农信社改革有关系的。我们需要把激励机制和社会责任两者平衡，同时做到一种更好的结合，往往人们强调社会责任，但是如果激励机制设计得不合理，会影响普惠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会影响积极性究竟向哪个方向发挥；甚至弄得不好，鼓励了一些“冒牌”的活动。因此，我们说设计好激励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而在距离滴滴大厦35公里之外，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外面仍有密集的人流。等出租车的人排成了几百米，候车区的两拨队伍来回折了5道，场外长龙般的队伍还在等待进入。“（候车区）接近200人吧，等到出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一位引导员说，“不能打滴滴了，大家排队等出租。”乘客嘟囔着：“我一直都用滴滴啊，怎么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