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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证监会进一步发文，允许“商业银行及本行理财产品可以通过上交所、深交所设立的债券专用交易单元直接参与债券交易”。作为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来源的绝对主力之一，商业银行能够进入交易所市场，必然会提高交易所债市的活跃度和交易量，但现实情况则与监管层最初的想法相去甚远。

毕竟，杨沁的履历都是在银行，且担任支行行长也时间不长，实在是很难证明她适合“副县长”这个职位。第二，虽说不能“唯学历论”，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学历是目前体制内公平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一项标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杨沁的第一学历是通过“3+2”模式（3年中专加2年大专）获得的大专文凭，本科文凭是工作后通过函授拿到的。

2019年即将到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标志性事件之后，企业能够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上做的更好么？行正路远，也许正是企业、社会、政府等多方主体共同努力的时候。距离从公共利益、隐私保护以及商业价值等多角度出发构建的一套适合体系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融资收入本质上是利息收入，毛利率为100%。这里仅比较建造收入和经营收入。仍以污水处理为例，2015-17年，公司建造收入的毛利率始终高于经营收入毛利率。但2018年建造收入的毛利率仅为20%，低于经营收入的21%。而与上实环境相比，公司的建造收入毛利率较高。2018年，光大水务和上实环境的建造收入毛利率分别为20%和12%。

从宏观发展角度看，CDR试点对香港的影响大致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CDR是个家数、规模和频率相对有限的试点，那就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突破，暂不能承载大量新经济公司的融资需求。如果是这样，对香港市场的实际影响暂时有限。另一种可能是利用CDR的契机全面改革A股市场现有发行体制和监管逻辑，对新经济全面开放内地资本市场，取消发审机制，允许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随时发行上市，大大简化上市后的再融资、大股东减持及海内外并购等企业行动的监管。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现在还难以判断。如果真是如此发展的话，改革后的香港上市新政在允许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方面就不一定有很大的相对优势，但内地市场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开放一旦启动，将会对资本市场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变化一定会为香港带来巨大的外溢优势，反而更加带动香港市场的发展。

在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限额只减不增的前提下，诸多部门的“三公”经费进一步“缩水”。例如，住建部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为390.93万元，比2017年预算减少118.84万元。再如，国家税务局系统2018年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8552.6万元，降低6.65%。主要原因是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压缩因公出国（境）费115.1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5078.28万元、公务接待费3359.1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