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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合作模式不一定就是“非此即彼”或“你的我的”观念，探讨解决既有冲突和问题的新的合作模式或合作路径才是正道。皓然咨询创始人Christoph Hoene先生表示，“迄今为止，中德技术合作大多是单向的：德国公司在德国开发技术并在中国销售。中国企业通过接管德国企业转让的技术，但是，结果是相当不成功。与此相反，中国已经开始的对德国公司非常有需求的领域开发专有技术的实验却非常成功，比如在IT行业，腾讯、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发出德国供应短缺的技术。”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为了开始真正的中德技术合作，应该把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技术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一个销售市场，也不只是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公司更需要用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来征服德国客户。

在美团收购摩拜之外，李斌近来的第二个大动作是于4月26日出任嘀嗒出行董事长。嘀嗒出行此前是一个顺风车平台，李斌个人以及蔚来资本、易车都曾在不同的阶段对其进行过投资。李斌表示，网约车平台不应该只有一个，而城市出租车们也需要一个平台。那么一个关键问题是，李斌出任嘀嗒出行董事长后，是否会带领嘀嗒推出快车、专车业务，再造一个“滴滴、Uber”呢？

责任编辑：张恒监管窗口指导疑云：大行、股份行利润增速或个位数，实质影响究竟几何？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辛继召 深圳报道银行股近期连续下跌之下，市场传言监管窗口指导部分银行“适度控制”净利增速。对于监管窗口指导部分银行“适度控制”净利增速，“一两周前我们已经听到相关消息，但不知为什么今天突然传了出来。”一位华东城商行人士表示。

女排超级联赛第3轮角逐将于11月4日进行，江苏中天钢铁和天津渤海银行两强轮空。A组福建安溪铁观音迎战八一深圳，河南银鸽投资对阵辽宁广电沙鸥，广东恒大和四川交锋；B组浙江嘉善西塘古镇和上海光明优倍强强对话，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对垒山东体彩，河北挑战北京汽车。 （高加索）

按目前各国改革的惯例，从理论上讲，一般来说，调整制度参数以期增加缴费收入的目的和结果有三：提高替代率、形成资产池用于投资、降低缴费率。下面略加详述。第一，用于提高替代率的可能性。从国际案例来看，通过提高缴费率（或提高征缴力度）来提高替代率的案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基金可持续性逐年加大，提高费率的空间在很多国家已经很小，似乎只有加拿大是个例外。加拿大目前的替代率只有25%，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2016年加拿大开始制度改革，提高了2%的缴费，高收入群体提高了14%费基，替代率得以最终提高了8.33%。经过1年多的准备，提高的缴费形成独立的资产池用于投资，这个制度于2018年1月1日正式运行。毋庸置疑，中国加强征缴力度和改革征缴体制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提高替代率。虽然当初建立制度之初其目标替代率是58.5%，但事实上，这个目标从未实现过，总体态势是一路下滑，从1998年的87.0%，下降到2002年的72.9%、2005年的57.7%、2011年的50.0%，只是近七、八年来，社会平均替代率大致稳定在45%左右。据人社部每年公布的官方统计，以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测算的替代率是67%左右，但这个“缴费替代率”仅具有“学术意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使用，因为它离老百姓的生活感受存在较大差距。在我看来，目前的社会平均替代率45%虽然既小于“目标替代率”，也小于“缴费替代率”，但却是一个合意的替代率。这是因为，这个替代率水平是经过20年来所有参保人和参保企业集体“交易”的结果，这个交易过程在缴费率、赡养率和替代率的函数关系中（替代率=缴费率/赡养率）逐渐达成的一个“均衡点”。如果将增收用于提高替代率，企业将是不堪重负的，与几十年来制度交易的结果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将增收用于提高替代率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

《通知》明确，要规范制发程序、确保文件合法有效。一是加强制发程序管理，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确保规范性文件制发工作规范有序。二是对有关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要认真评估论证。三是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四是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法的，不得提交集体审议。五是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制度，防止违法决策、专断决策、“拍脑袋”决策。六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通过或批准之后，及时公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