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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促进联盟秘书长郭京：需要我们对市场进行一个培育，对消费者进行一个引导，并且对这个企业也要进行一个帮扶，就是鼓励他们扩大内销，你这个产品越多，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覆盖面越大，那么消费者他就会慢慢去发现还有这么一类的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是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和我们到了国外背回来的那个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到国外去背了。

翁礼华正是实施分税制后第一任浙江省地税局局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考虑到分设带来机构增加、人员膨胀、征收成本迅速增加的现实问题，浙江省决定挂牌不分家，以减少局际协调，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征收成本。因此，直到1997年8月，浙江省国地税都合署办公，所有国税征收成本都由浙江省地方财政开支。

近几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的会上几乎每年都提税改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特别是转移支付制度亟须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艰难谈判在1949 年到1979 年的30 年间，中国的财政体制总体上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辅有短期实行过的收支挂钩和收入分成型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将全国的绝大部分财力集中在中央，由中央统一核拨各级政府的开支，地方仅享受地方税收和一些零星收入，无权留用其他收入。

2019年中国经济还面临着高杠杆的潜在风险。中国宏观杠杆率当前已经处于较高位置，尤其私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企背后所反映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不容小觑。过去几年，企业部门为了扩大再生产、政府部门为了支撑基建增长、居民部门为了买房，都不同程度地大幅加杠杆。当前，从部门间杠杆来看，企业部门杠杆率绝对值较高，政府部门纳入隐形债务后杠杆率接近100%，居民部门杠杆率近年来上升过快；从部门内杠杆来看，企业部门杠杆集中在效率较低的国企，政府部门杠杆集中在偿债能力较差的地方政府；居民部门杠杆集中在一二线等房价高企的城市。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存在总体水平偏高、增速较快、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这导致几个方面的风险：从资产负债表视角，利率上升可能加大负债压力，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削弱偿债能力；从杠杆转移视角，过去十余年的资产价格上涨将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杠杆向居民转移，造成居民部门杠杆过快上涨，而目前只有中央政府具备加杠杆的空间；从跨境资本流动视角，经常账户出现逆差背后所反映的，也是杠杆率的上升与储蓄率的下降。

与此同时，1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表示，将于2月13、14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旨在“促进地区稳定与自由”的中东部长级峰会。蓬佩奥在同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峰会将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重点关注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对于美国下月将于波兰举行联合中东部长级会议的决定，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其推特中做出反击：“提醒反伊朗会议的东道主和参与者：那些曾经参加过美国‘反伊朗秀’的人，要么死了，要么被羞辱，要么已被边缘化。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对于书中揭秘的种种内幕，特朗普也毫不示弱，在推特上连发数条推文回击。他接连转发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声明、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的声明、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的声明，接着他又再次发文指责该书作者凭空捏造，谎话连篇，他还引用马蒂斯的话称，这本书是“某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