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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家创业公司的人力负责人，同时还是总裁办秘书。公司最多时有20多人，现在只有10多人了。少的这部分人里边，有一部分是新招的员工，干了一段时间主动离职了，还有一部分是被劝退的。我们内部不叫“裁员”，叫“劝退”。公司的业务一直在变，从年初到现在，公司已经换了好几个方向，除了核心的创始团队成员比较稳定，其他从外部公开招聘的员工，其实已经换了好几波。每一次业务调整，就意味着一次集中离职，而我就是那个出面跟员工直接沟通的人。

“2018年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熊续强坦承。“千亿梦想”破灭将饼摊得太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实现规模的巨大跃升，要么将资金链用到穷途末路。可惜熊续强成为了后者。尽管201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熊续强还以295亿元的财富值居第95位，但转眼到了年底，他就仿佛成了媒体嘲讽的对象——“宁波首富年关难过，身家295亿，却3个亿债务都还不上”。

此前，MEMR将2019年印尼生物柴油配额定在61.9亿升，但因国内需求增长，2019年9月，MEMR颁布法令，将配额提高至66亿升，增幅为6.5%。考虑到欧盟8月13日对印尼PME开征8%—18%的临时反补贴税以及生物柴油和石化柴油价差走升，出口相应调降2亿升，印尼2019年生物柴油产量预计为82亿升，对应棕榈油投料为754.4万吨，较2018年增长240万吨。

事实上，这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他百分之百确定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其辖区就不可能找到40亩荒地；这就意味着，乡镇财政足额拨付的经费，这位分管副镇长肯定从中贪污了一部分。但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党委书记，不可能捅破这层纸。因为一捅破会有无尽的麻烦：一、如何向上级交代？其实上级或许也清楚这个任务因各地情况不一，不可能都完成。但如果自己主动承认完成不了，上级政府如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得下来调研、重新安排指标，费时又费力；如果不实事求是，那就问责了事——但上级又如何向更上一级交代呢？二、让下属怎么干？

青海有机枸杞产于中国第二大枸杞种植基地——青海省海西州，位于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的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腹地，方圆300平方公里内没有污染源，气候类型独特，枸杞病虫危害极轻，农药使用量、使用频次极少，是枸杞生长的天然绝佳生态区。民革青海省委提交的提案说，中国有机枸杞的生产始于2003年，2012年由于出口退货严重，将枸杞从《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中删除，但国内消费市场对高品质枸杞的需求不减反增，2016年国家认监委重新启动了枸杞有机认证试点，只有6家企业获得有机转化证书，其中5家为该省企业；2018年时，只有3家企业获得有机枸杞认证证书，均为该省企业。由此，青海省成为全国唯一取得有机枸杞证书的省份，迎来有机枸杞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今年暑期笔者在北京平谷区调研，其“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经验对解决基层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的问题有所启示。其基本做法是，在县域治理范围内，不仅保证部门对基层政府对控制权，还赋予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的部门考核权和召集权。这样，面对一些需要部门协调及条块合作的治理痼疾，街乡可以“吹哨”召集各职能部门现场“报到”，参与联合执法。运用这一机制，平谷区猖獗多年的沙石盗采、盗挖黄金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而部门因参与了治理过程，且治理目标亦“可见”，也就不存在随意启动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问题，更不用启动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