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下放外资审批权限,支持地方政府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运用便利度,提升外国人才来华工作和出入境便利度。三是加强投资促进,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优化外商投资导向,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和现代农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鼓励外资并购投资。完善和用好用地、社保等支持政策,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成本,加大投资促进工作力度。
“随着国有企业资产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领导人员缺乏制约等问题。”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相较以往规定,《办法》明确了责任追究的具体情形,企业及各级子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职责造成的损失要依法追究责任,有助于增强企业资产责任意识,完善资产管理责任制度,推动企业经营管理者正确履行职责,层层落实资产管理责任。
相较于GDP数字,收入这一指标跟老百姓更加贴近和紧密。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与人均GDP增长大体持平。
相比之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董事长、行长的日子要好过的多,例如,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税前总薪酬为447.08万元,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税前总薪酬为468.99万元,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税前总薪酬为477.70万元。在这20家上市银行中,高管年薪最高的当属浙商银行,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在2018年税前总薪酬达到555.16万元。
科创板正式开板,它的建设进展、市场预期、投资机会如何?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和技术趋势是怎样的?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企业家如何应对价值链演变趋势,化危为机?人工智能将怎样应用于制造业并带动智能升级?10个主题分论坛上,山东政府代表、监管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顶级投资人、领袖企业家、优秀创业者,通过主题演讲、高端对话、深度分享的形式聚焦这些热点领域,交流新思想、纵谈新经济、展望新趋势、探索新机遇。众多“热词”和“金句”掀开了通往商业未来的大幕一角。
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还没成立,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同年,一位美国游客拍到了这样的深圳城区:主干道大街上没有一辆汽车、男子用扁担挑东西、人们习惯性地背着帆布包与蛇皮口袋,如今繁华的华强北、华侨城在当年还是一片“蛮荒”。这一年,17岁的徐汉松来到深圳,做过工人,也在商场打过工,1983年通过招工考试进入了农行西乡信用社上合分社(现在等于一个网点支行)。深圳市成立初期,在罗湖区的人民路、解放路、和平路、深南东路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而各大自然村生产大队的金融流通业务则通过农行信用社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