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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地区专业人士担任内地副部级官员，颇为罕见。当时查史美伦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将此视为“自己的一个机会，可以参与内地金融市场改革，为国家服务，富有挑战性并感到荣幸”。在查史美伦就职的两年中，中国证券市场掀起史无前例的监管风暴，昔日政策市经历了阵痛不断的市场化进程。查史美伦曾对媒体表示，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她所坚持的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证券市场原则，“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当时有媒体称她为“铁娘子”。

近三年资产规模复合增长率达49.4%招股书披露，截至2018年6月末，该行营业网点覆盖泸州三区四县，并在成都市开设有异地分行，共拥有7256名公司银行客户及64.80万名零售银行客户，资产总额为745.55亿元。2015年底，该行资产规模为317.64亿元，2017年底则增至708.7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49.4%。截至2018年6月底，该行客户存款总额为447.42亿元；客户贷款总额为242.96亿元，客户贷款组合中77.2%为公司贷款、22.1%为个人贷款、0.7%为票据贴现。

杨万明简历杨万明，男，1961年1月出生，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1979年至1983年，在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983年至199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先后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1992年至2000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先后任总编辑助理、副社长

长期研究科技园区创业的王德禄总结，如果说总结改革开放40年中关村最大的经验是什么，就是这里有源源不断的创业者，有企业家。对于软件园来说同样适用。所以如何留住科技创业者，友好环境很重要。此外，中关村软件园比硅谷多的一个痛点，是码农们还要努力争取北京户口。

所以对于中国贸易摩擦，第一个，我有两个判断就是具有长期性或者是严峻性。第二个，这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之名的遏制。第三个，我们最好的应对就是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于1962到1976年对经济形势的看法。2009年，当时我刚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在国内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可能永远告别了高增长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增长阶段转化，增速换挡。为什么要增速换挡？简单来讲就是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我们必须由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关于中国人口、经济，为什么高增长？用模型来讲叫资本劳动技术，或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好的制度，释放了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华南某股份行业务人士7月26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该行结构性存款发行量很大。“每天都会发行新的产品，以个人结构性理财产品为主，很受欢迎。在理财新规正式落地、影响尚未完全传导前，尽量多发一些。”但他指出，就目前情况看，规模会面临压降的压力。“对于大行和规模较大的股份行来说，因为近期流动性较为宽松，目前的负债压力已经得到一定缓解。之前一段时间大力推行过结构性存款，但因为对银行来说结构性存款并没有中间收入，所以长期看并不划算，规模已经在逐步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