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其次,GDP反映经济规模。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用GDP来反映的。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但是反过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这是许多国家关注经济规模的重要原因。例如,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注;2016年,中国GDP超过了美国GDP的60%,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广泛关注。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 专项债用于资本金是政府态度边际变化,不用过度重视量的变化5月以来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对国内经济和现有政策形成一定冲击和挑战,外部环境恶化要求政策需要相机抉择,通过逆周期政策予以应对;我们认为当前政策主线仍是以供给侧改革的方式稳定总需求;此次专项债用于资本金是政府态度边际变化,是利用政策工具应对外部风险的预调微调,不用过度重视量的变化,不是放弃结构调整重回刺激的老路。外部环境变化仍是政策最大掣肘。
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也引来港证监关注。3月中旬,香港证监会一周内四度发出股权高度集中提示,富汇建筑就被点名。证监会最近曾就其股权分布进行查讯,结果显示,该公司于2月22日,有19名股东合共持有20.6%股权,连同由该公司一名控股股东持有75%股权,相当于已发行股份总额95.6%。 因此,该公司只有7032万股,占已发行股份4.4%由其他股东持有。鉴于股权高度集中于数目不多之股东,即使少量股份成交,该公司之股份价格亦可能大幅波动,股东及有意投资者于买卖其股份时请审慎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正在严控公司成本,特斯拉计划在2018年削减4亿美元开支。马斯克在4月中旬的内部信中写道,“所有在未来12个月内积累的费用超过100万美元的项目支出,都应该暂停,直到获得我的明确批准为止。”与此同时,5月6日,马斯克在推特发文称计划开设一家糖果公司,进军糖果业务与巴菲特竞争。在特斯拉大幅亏损的情况下,马斯克这一举动再次引发业内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