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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表示：“有很多值得担心的事情，”并补充称，他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即将来临，“部分原因是你们的总统这种非常古怪的性格。”奥尼尔说，经济疲软局面在特朗普停止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之前是不可能改善的，而这似乎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除非你们结束与特朗普的恋情（不再选他当总统）。”

所以，故妄猜测，ICE姐恨得不是廖蕾的“不自重”，恨得是很可能是在这场饭局上，一向被她占据的饭局C位，在这次被廖蕾取而代之。就是这样的ICE姐，却动动手指，就主导了对廖蕾和其同事的公众审判，后者参选新财富大赛的资格已被取消，停职的处罚也将影响其后续的职业生涯，而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在继续转发视频，围观者甚至还要合理脑补更为香艳的色利交易的场景；安医生为了洗脱污名，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根据监管部门下发的分级基金相关工作安排，总规模在3亿份以下的分级基金需在6月底之前完成整改，总规模在3亿份以上的最迟2020年底之前进行清理。转型为其他基金是此前业内较为普遍的一种整改方式。例如，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申请转型为沪深300指数增强型（LOF），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分级申请转型为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基金；也有分级基金申请转型为主动权益类基金，中信保诚旗下4只分级基金均申请转型为普通股票基金。

报道称，土耳其向俄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可能会在几周内完成交易，这令美国和土耳其的其他北约盟国感到担忧，他们担心俄S-400与美国F-35隐形战斗机兼容性不够，土耳其购俄S-400的计划对美F-35战斗机也构成了威胁。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已提出与美国建立合作小组，共同解决这一问题，但他没有透露华盛顿方面的反应。他还称，土耳其方面也一直在讨论美国出售“爱国者”导弹的提议。

3．中青报·中青网：现在，您认为自己什么时候感染的？王广发：我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神，不是钢筋铁打，不会百毒不侵。一线的医护人员冲锋陷阵，我们作为国家级专家，肩负的很重要的任务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疾病，这个疫情。我们需要第一手资料，必须得来到病人床边，去到发热门诊。我不能走马观花，我要看真实的情况。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在CDC（疾控中心）发表的论文当中，那些感染的“医务人员”包括不包括我，但我没有海鲜市场的暴露，还被感染了，证明肯定人传人，毫无疑问。谁也不愿意得病，我很沮丧，也很无奈，谁让我赶上了。防控广东的新发SARS、北京实验室泄漏引起的SARS，以及后来的禽流感、新发流感，还有云南的鼠疫、最近的内蒙古鼠疫，我都参加过。还有一些小的疫情，像某地麻疹肺炎、局部爆发的流感我都参加过。每次处理疫情的时候，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就是有可能会被感染。我经历了那么多场疫情，也都是到病房去查看病人，检查病人没有被感染。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咱们上战场打仗，哪个人能保证不会受伤？接触的机会多，感染的机会多，我被感染，有必然性。我到武汉第2天，就进入ICU看病人。当时我对病情还不太了解，（如果）只是听别人讲，那是不行的。我想看看重症病人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看了病人以后，对这个病的认识才能深化。我进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插管，我就帮了他们一下，这是高危的暴露，但我当时穿着全套防护，所以我不认为那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是让我感染的源泉。后来，我去了几个医院的发热门诊，一方面希望了解疫情，一方面希望帮着当地把发热门诊工作做好。其中一家医院，进去后发现比较混乱，病人比较多，环境比较狭小。我后来得知，可能和我前后脚，那家医院有位我认识的医生也感染了。记得当时在那家医院，我看到有流感的病人，也有一看片子就是典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我穿了隔离衣，戴着N95口罩和帽子、手套，但没戴护目镜。我后来推测，在当时狭小的空间内，病人数量比较多，病毒的浓度比较高，结合那位医生也感染的情况，当时医护人员防护可能要升级了。专家组没有配备护目镜，因为一般不需要，但如果收治的病人比较多，局部病毒的浓度比较高，通风又不好，空间又狭小，在这些条件共同促进下，是有可能通过黏膜感染的。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回京之后的第二天，我当时在开会，觉得不太对劲，眼睛有异物感，就拿手机摄像头看了一眼，我的眼睛发红。接着就出现了上呼吸道症状，鼻塞、轻度的流鼻涕、嗓子疼，接着就发烧、发冷。因为我进的发热门诊，所以我当时首先考虑的是流感。流感的传染性比冠状病毒肺炎强得多，可能是传染病里传染性最强的，比SARS的传染性都要高，但它的致病性并不那么高。我是临床医生，有临床的思维习惯，于是把自己的情况和我当时了解的41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情况比对了一下。我记得（当时的诊疗）指南里头也没写有上呼吸道的症状，但当天我还是把自己隔离了。第二天我戴着口罩，到医院急诊室，查了一下流感病毒，结果是阴性。流感病毒的检测，敏感度很低，能达到60%的敏感度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阴性不能说明问题，还是按照流感去治，服用了奥司他韦，全身的症状比如肌肉酸疼、头疼都没有见好，体温稍微下来点，但鼻塞、流鼻涕还存在。到了第4天，应该是1月20日，晚上又开始发烧。发病的48小时内服用抗流感药物，应该有效。当时，我就觉得不对了，得考虑新冠病毒肺炎了。第一时间，我给我们医院打电话，告诉有关领导，我可能被感染，希望安排做个核酸检测。大约晚上9点半，我到急诊室采集了咽拭子，并留取了痰液。那天晚上，我头疼得非常剧烈，根本就睡不着觉，还在发高烧。第2天，1月21号，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肺部CT显示是典型的肺炎表现。就这么确诊了。当时我也比较淡定，想过病情加重的情况，甚至想过会“去见马克思”。但我是个临床医生，生生死死见多了，心理素质还可以，那就治疗吧。我看过的肺片数不胜数，哪一天不看几个肺片？这次我看自己的肺片，觉得在我见过的病例当中，应该是比较轻的，不排除会发展成重的。所以我比较关注自己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但是很奇怪，我在发烧最严重的时候一点都不咳嗽，也没有呼吸困难。这时候，院里开始安排我转到地坛医院，我就老老实实在家隔离着，等着。其实，只要搞传染病的防控，只要接触病人，感染都有可能发生。现在的医护人员防护条件好多了，仍然有可能感染，特别是在疫情集中爆发的时候，秩序混乱，人们忙碌。我们去一线，并不因为自信不会得病，而是必须得去。比如这次去武汉，是卫健委派我去的。一般这种情况，领导打个电话，跟医院说明一下——这个人要参加国家的疫情防控——就去了。我从来不会讨价还价，因为这是应该做的。我小时候身体不好，高考填志愿，父亲的朋友建议我学医，父母不反对就学了。后来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病人痊愈——躺着进来，站着出去。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积多大的德。当时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

类似ICE姐之类的告密、偷拍者，古今中外都遭不齿。中国的告密之风，盛于女皇帝武则天当政期间，但武后本人对告密者也相当不齿。天寿元年，时逢江淮大旱，武则天下令禁食荤肉，但恰逢大臣张德的儿子庆生，偷宰了头羊，请来亲朋好友同喜。客人中有位官员名叫杜肃，此君立功心切，上 书告密。武则天招来张德问责，后者大惊求罪，武则天饶恕了他，“红白喜事不在此列”，但转而提醒他请客人也要提防点儿，在朝堂之上，就不留情面的公示了杜肃的告密状。一时间，满朝官员集体鄙视杜肃，后者颜面尽扫，人情尽失，成了人人躲之不及的臭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