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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守自盗的故事，几乎成为个人信息保护口号下的一大病症。这几日，我连日受推销电话骚扰，一琢磨，八成因为前日注册某招聘网站提交了手机号，至于怎么泄露的，我想，要么被爬虫，要么被倒卖了吧。大约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网络实名制注册和个人信息网络化开始形成确切的数据流，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并未紧跟而上，少得可怜。2013年，数据产业风云鹊起，个人信息买卖、非法爬虫数据几乎让大数据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一直到2017年中，《网络安全法》的实施，在法律上终结了这种行为的可操作性。
中国欧盟商会在给第一财经记者发来的评论也称，负面清单是中国持续开放过程中一个受欢迎的举措，给欧洲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但根据统计，15%的成员所遭遇的壁垒存在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或是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但30%成员遭遇到的实际是间接壁垒，也即复杂的行政审批流程，以及获得运营资质的困难。
70多岁、胡子全白的法拉帝老CEO诺贝托·法拉帝，不忍看到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被分拆甩卖，只好主动去寻找新的股东，以期拯救企业、延续品牌。这时，正在寻机并购的谭旭光与潍柴集团出现了。2009年，潍柴集团第一次尝试海外并购，将法国博杜安船用发动机公司（以下简称“博杜安”）纳入麾下。“重组了博杜安，我们发现它生产的大部分船机配装到了游艇上。于是，潍柴就开始考察下游的游艇产业，反复权衡是为其配套发动机还是干脆进入这一市场。”谭旭光回忆。
2016年8月，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18岁山东徐姓女孩，拿着家里东拼西凑的9900元学费，憧憬着大学生涯的无限可能，却被一个冒充教育局、以奖学金作为诱饵的诈骗电话骗去，报案后不幸心脏骤停离世。大数据时代，我们之所以越来越怕，是技术放大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互联网上，个人面对机构，被描述地越来越立体化，越来越裸体化。
我们现在的投资方法其根本是，理解一个公司的经营模式，然后对它有一个绝对价值的判断。我们作为一个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我们的竞争力在于如何给这个公司做出一个基于它目前的情况，应该给一个什么样估值的判断。我们的能力在这儿，我们的能力并不在于我们给董事长提建议，应该销售哪个产品，应该如何销售。我们通过对优秀企业的持续跟踪，我在一个合适的价位买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种数据权的不确定，也体现对犯罪者的审判上，当企业里的个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时，究竟是谁在犯罪？自称数据第一股的北京“数据堂”，2014年挂牌新三板。2017年7月山东公安上门时，这家公司日均传输公民个人信息1亿3000万余条，累计传输数据压缩后约为4000G。数据堂案件一审判决时，数据堂首席运营官柴银辉、营销产品部副总裁胡晓敏都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两人都不服，以“数据堂公司系单位犯罪”理由提起上诉，终被驳回。依据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