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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要充分利用央行作为“债务的最终承接者”的职能，对债务有正确的认识。高杠杆倍数风险是比较高，但是，债务的风险从根本上来自于债务没有人接手，从而造成债务链的断裂。如果债务有一个最终的接盘者，对一个社会来说，债务是不可怕的。从某种意义上，这个终极的接盘者就是央行。现代央行制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定之上——央行是最终的贷出者。即在债务没有人接手的时候，央行会是那个接盘者，这样就可能避免债务危机。美国应对危机的方法就不是降杠杆，而是转移杠杆，把杠杆从私有部门转移到政府身上。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务成了社会最终的债务接盘者，购买的债务除了联邦债务外，还有许多是房屋贷款债券。现在美国的债务/GDP相较于金融危机前还高一点，但是美国金融体系却非常安全。可见，债务/GDP不是衡量金融风险的绝对指标。只要我们的央行积极介入债务市场，目前的杠杆倍数将不是问题。

海通证券研究所姜超认为，尽管2017年以来居民短期消费贷大幅增长，但最近两年消费的增长并不快，短期消费贷与消费出现了背离，换言之，消费贷大幅增长，但社消零售增长维持在10%，甚至下降，而对比消费贷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发现，我国居民消费贷余额与居民消费支出之比从2013年的17.6%增至2017年的37.8%，翻了一倍多。

2016年8月发生的一个事件可能是中国如何夺回钓鱼岛的预演。大概在8月5日中午，约200-300艘中国渔船涌入钓鱼岛附近的毗连区，同时还有一艘中国海上执法船出现。到8月9日，15艘中国海上执法船首次进入毗连区、随后驶入该岛12海里领海界限内。这是中国首次让很多渔船和执法船驶入钓鱼岛领海。与2012年起平均每年有3艘船部署到毗连区相比，猛增到15艘船表明大幅增加部署船的数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船中的大多数都装备有甲板炮，极大地增加了这些行为的潜在不稳定性。（作者署名：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我们需要关注经济开放度对市场结构的影响。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让价格反应机制更有效，引导资源进入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产生广泛的经济效益。国际间的竞争是制约价格上涨和保持企业活力的强大动力。如果担心寡头垄断和市场主导型企业利润过高的话，我们就应对有损开放原则的行为三思而后行。我的发言主要针对贸易和保护主义，但我们也将看到实体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多样化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

2018年9月，美国公司Dareltech也将小米告上了法庭，其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起诉小米侵犯4项专利权。2019年春节过后，欧洲专利经营机构IPCom针对某一常规性的技术专利，要求小米积极与其接触购买使用许可，指出包括Mi 8、Mi A2 Lite和Pocphone F1在内的几款小米智能手机都在使用IPCom拥有的技术。

然而本行认为，到2019年下半年，美元吸引力将减弱。届时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利率趋于稳定、且对预算赤字的更大关注可能会给美元前景蒙上一层阴影。但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数据进一步走强的可能性，以及美联储的鹰派立场，均暗示美元可能尚未触顶。此外本行认为，欧元/美元2019年中可能跌向1.12。之后则预计欧元将小幅走强，但这是在假设欧元处于支撑环境的情况下。